關鍵詞
制造業 升級 產業鏈 價值鏈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推進，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一組通用目的技術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在推動國民經濟各產業發生深刻變革。在科技變革、能源范式轉變、市場需求變化等力量的推動下，制造業加速向知識化、數智化、低碳化、服務化的方向發展。當前我國已基本實現工業化并即將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資源稟賦、發展階段、發展目標都發生了重大變化，要求制造業向更高水平升級。從外部環境看，我國制造業發展面臨來自發展中國家從中低端和發達國家從高端的雙重擠壓，近年來，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大國博弈加劇、全球產業鏈加速重構，暴露了我國產業鏈韌性與安全方面的問題，進一步凸顯了制造業升級的緊迫性。
制造業的發展趨勢
按照工業化發展的一般規律，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產業間結構和產業內部結構會不斷改變。在基本完成工業化和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后，制造業會向著技術水平、生產效率、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領域和價值鏈環節升級。在當前科技變革、能源范式轉變、市場需求變化等力量的推動下，制造業正在向知識化、數智化、低碳化、服務化的方向加速發展。
知識化。科技創新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源泉。現代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是科技持續創新以及生產活動的技術、知識密集度不斷提高的過程。從產業結構看，知識密集型產業部門的比重不斷提高;從產業鏈構成看，知識密集型產業鏈環節的比重不斷提高。制造業作為產品架構、生產過程最為復雜的國民經濟領域，知識密集型特征尤其顯著。制造業的知識不僅蘊含在物化的產品、專利和軟件代碼、生產工藝流程等顯性知識之中，也蘊含在生產活動參與者個人的頭腦、組織慣例等隱性知識之中。在全球產業分工高度深化的時代，由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按照各自比較優勢參與全球分工，制造業的知識化在發達國家表現得更為突出。世界上的制造強國，其制造業結構以先進制造業、制造業中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及傳統產業的技術、知識密集型環節為主。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推進，不斷有新技術涌現，其中不乏顛覆性技術和對國民經濟各領域產生重大影響的通用目的技術，這不僅會進一步推動新的知識密集型產業出現和快速發展，而且將使既有產業部門的知識密集度進一步提高。后發國家的制造業創新能力和技術、管理水平，以及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分工地位與制造強國存在較大差距，其制造業的知識化具有更大的提升空間。
數智化。作為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主要經濟形態，近年來，數字經濟得到了蓬勃發展。“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數字技術作為典型的通用目的技術，蘊含著巨大的賦能力量。數字技術正在向數字經濟之外的國民經濟行業擴散、融合，使各個行業在創新能力、生產效率、經濟效益、產品質量、環境友好程度等方面發生深刻變革，數字化已經成為各行業競爭力的重要來源和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人工智能是基礎性的數字技術，也是數字化轉型的重要驅動力。數字化轉型就是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應用，將行業知識進行編碼、復用，從而使生產活動自動化、智能化地進行。智能制造發展的高級階段是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制造，即制造業的機器設備、生產系統擁有自感知、自學習、自決策、自執行、自適應能力。制造業的數智化轉型是全方位的，不是僅體現在企業的生產過程中，而是體現于企業內部的全領域、產品價值鏈的全過程、產品的全生命周期以及企業所處的全商業生態。
低碳化。人類生產活動排放的溫室氣體不斷積累，是造成全球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如果不及時采取行動，氣候變暖將會對人類生存的地球造成毀滅性后果，這一觀點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的共識。世界主要國家簽署了致力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巴黎協定》，許多國家制定了碳達峰和碳中和的時間表，我國也提出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減排目標。制造業是能源消耗與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部門，2020年我國制造業能源消費總量在全國能源消費總量中的占比為56.1%，因此制造業的低碳化轉型成為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任務。在碳減排成為全球共識特別是以歐盟為代表的一些國家開始實施碳邊境調節機制的國際環境下，產業的碳排放水平成為產業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影響因素，低碳競爭力成為產業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內容。低碳化一方面對制造業發展形成更大約束，另一方面也為制造業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因此，制造業的低碳化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各個制造業部門需要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消費強度，從而減少碳排放;二是制造業需要為全社會的低碳轉型提供技術和物質支持，包括為可再生能源、儲能、碳捕獲、碳存儲等提供各種技術、生產設備和產品，由此低碳轉型也為制造業的發展創造新的機會。
服務化。傳統的制造業通過對自然資源的加工和再加工，向社會提供各種物質產品。雖然為了實現產品的開發、生產和交付，制造企業也會從事一些服務性質的活動，但大多為采購、運輸、安裝、使用培訓、維修等相對簡單和基礎性的服務，且在制造業活動中占比較低，甚至都不被計入銷售收入而只是作為制造活動的輔助部分。一方面，隨著制造業產品架構日趨復雜，用戶掌握產品的應用、保養維護技能的難度越來越大，且其需求也趨于多元化、個性化;另一方面，制造企業也希望通過差異化增強競爭優勢、拓展新的收入來源。因此，越來越多的制造企業基于制造產品的能力積累，向用戶提供不斷增多且模式日趨豐富的增值服務。制造業從以加工組裝為主向“制造﹢服務”轉型、從單純出售產品向出售“產品﹢服務”的組合轉變，從一次性獲得產品銷售收入轉向持續性獲得服務收入。特別是在數字技術的支持下，制造企業在提供增值服務時擺脫了傳統服務活動嚴重依賴人力、缺乏規模經濟的制約，通過軟件定義推動增值服務的產品化，使制造企業的增值服務實現規模化提供。服務型制造從基于能力的服務向基于數據的服務拓展，極大地豐富了服務型制造的模式，開拓了服務型制造的發展空間。
需要看到，制造業的知識化、數智化、低碳化、服務化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緊密交織在一起的，一個國家或一個產業(產業鏈環節)往往同時具備多個發展趨勢。例如，數字經濟本身就是知識、技術和數據密集型的，數智化必然推動知識化;而知識密集型制造活動往往集中于高技術產業和研發設計等價值鏈的高端環節，這些產業和環節具有附加值高、能源消費和碳排放強度低等特點，知識化會促進低碳化;制造業的服務化是與制造活動中的知識和數據積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服務化與知識化、數智化緊密相聯。
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方向
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發展，中國制造業規模在2010年就已位居世界第一位，且相對其他國家的規模優勢不斷加強。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0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世界的18.19%，是美國的1.07倍;2021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提高到30.32%，是美國的1.95倍。盡管中國制造業的發展質量持續改善、國際競爭力不斷提升，但是與美國、日本、德國等傳統制造強國仍存在較大差距。因此，中國制造業一方面需要縮小與世界領先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也需要適應世界制造業知識化、數智化、低碳化、服務化的趨勢進行轉型升級。具體來說，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需要著力增強四種能力。
基于綜合成本優勢的制造能力。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抓住國際產業轉移和全球產業分工深化的機遇，通過發揮勞動年齡人口豐富、工資水平低的比較優勢，加入全球生產體系，形成中國制造業的低成本和低價格優勢。中國制造業的低成本優勢最初主要體現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后來逐步擴大到中高技術密集型產業。然而，隨著經濟發展、人口紅利消退，工資水平、土地價格持續上漲，中國制造業的傳統低價格優勢正在被削弱。加之一些低收入發展中國家開啟工業化進程，大力吸引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發達國家為了重構全球價值鏈，也在推動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向這些國家轉移，中國制造業的價格優勢面臨巨大挑戰，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出現向這些低成本發展中國家轉移的現象。制造業的成本和價格不僅取決于工資、土地等要素價格，良好的基礎設施、細致的產業分工、完善的產業配套、高素質的勞動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目前，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素質、基礎設施、產業配套限制了它們的勞動力成本優勢轉變為最終的產品價格優勢，因此，在一定時期內，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仍可保持價格優勢。相對于發達國家，中國擁有高素質的工程技術人才、完善的產業配套和強大的制造能力，在研發設計、加工制造、產品服務等方面仍具有較低的成本，因而在中高端產品中的價格優勢非常明顯。總體來說，中國制造業應在盡可能保持勞動密集型環節和產品的價格優勢的同時，形成更加綜合的、體現在中高技術產品上的成本優勢。
基于生態體系的產業鏈掌控能力。對產業鏈的掌控能力決定了一個企業在產業鏈分工中的利潤分配，也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產業在全球生產格局中的地位。近年來，由于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上升，兼之新冠疫情、烏克蘭危機的影響，世界各國參與全球分工的原則由原來效率優先轉變為效率與安全并重，許多國家將產業鏈安全與韌性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強產業鏈安全。特別是對于我國來說，由于制造業技術與世界領先水平存在較大差距，核心零部件、先進材料、高端裝備、工業軟件、尖端科學儀器等對進口依賴較為嚴重，面對全球產業鏈重構特別是美國對我國高技術產業打壓遏制等情況，我國先進制造業發展的風險凸顯，甚至一些高技術產業鏈由于被“卡脖子”而出現發展受到限制的局面。從一個國家的角度來看，產業鏈掌控力來源于本國重要產業以及這些產業所處產業鏈關鍵環節的發展水平，這些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生產企業、上下游供應商和服務商、研發機構、生產性服務企業等構成了一國的產業生態。面對全球產業鏈重構和產業鏈安全風險加大的外部環境，我國制造業需要補足重要產業領域和產業鏈關鍵環節的短板，通過提升產業自主可控水平、完善產業生態來保障產業鏈暢通和制造業的穩定健康發展。
基于科技創新的產業引領能力。盡管仍與世界制造業領先技術水平存在差距，但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發展，我國制造業研發投入持續增長，創新能力不斷攀升，正在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邁進，在通信設備、高鐵、發電設備、光伏組件、動力電池等領域的技術水平進入世界領先行列，整體上我國制造業正在由過去的跟跑向并跑和領跑轉變。當前，在深入推進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不斷有新的顛覆性技術涌現、成熟、應用、擴散，進而催生新產品、新產業。在這些前沿技術及其所形成的未來產業領域，世界各國處于相似的起跑線上，都沒有成功的經驗可供借鑒，在技術路線、應用場景、產業化實踐等方面面臨著高度不確定性;前沿技術實現產業化，就進入戰略性新興產業階段，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早期，盡管新技術催生的新產品與市場需求實現有效結合，產業規模開始放大，但是主導設計仍未確定，產業發展的不確定性仍然很高。在未來產業與戰略性新興產業，各國起步的相似性與產業發展的高度不確定性，為后發國家提供了“換道超車”的機遇。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提出，“狠抓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壯大”。前瞻布局未來產業和加快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不僅要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而且要搶占今后一個時期產業發展的制高點，甚至可以通過在新興賽道和重要產業鏈上建立領先優勢而形成戰略威懾，反過來增強產業鏈安全。因此，我國制造業需要通過強化科技創新，提升對新興產業的引領能力。
基于關鍵要素的價值獲取能力。生產要素是任何一個產業最上游的競爭條件，可以分為初級生產要素和高級生產要素，前者包括天然資源、氣候、地理位置、非技術和半技術勞動力;后者包括現代化基礎設施、高素質勞動力、大學和科研機構、技術、數據等。初級生產要素是先天得來或只需要少量投資就能獲得的，因此，供給一般非常豐富，這就導致以初級生產要素為主要投入的企業的溢價能力很弱，只能獲得微薄的利潤，而且當本國的資源稟賦發生改變或有更低成本的要素提供國家進入市場時，一國的產業競爭力就會喪失，依靠該種初級生產要素的產業也會萎縮甚至消亡。高級生產要素需要經過持續的投資、開發而獲得，高級生產要素的獲取具有很高的門檻，能夠提供充裕的高級生產要素的國家以及掌握高級生產要素的企業比較有限，因此，以高級生產要素為主要投入的企業溢價能力很強，增加值率和利潤率較高。當前我國正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即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要實現共同富裕，產業結構必須向高附加值的方向升級，即產業的增加值率和人均增加值應處于較高水平，由此才能不斷提高收入水平，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增加值率提升的基礎是產業發展要從以初級生產要素投入為主轉向以高級生產要素投入為主，制造業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主要的物質生產部門，也需要加快實現這一轉變。隨著數字技術與制造業融合不斷深入，數據成為關鍵生產要素，要高度重視制造業及相關領域數據的生產、傳輸、儲存、交易、加工、利用等數據價值鏈全過程，通過對數據要素的開發和掌控，增強制造業的競爭力、價值鏈掌控力和價值獲取能力。
中國制造業重點領域的轉型升級
綜合考慮中國巨大的人口規模、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以及制造業在推動經濟增長、帶動產業升級、吸納就業、支撐科技創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國制造業升級需要多頭并進，兼顧增強傳統產業競爭力、促進高技術產業做大做強以及前瞻布局未來產業。
增強傳統優勢產業競爭力。增強傳統產業競爭力需要從多方面著手：一是增強產品開發設計能力。當前我國國內消費需求正從模仿型、排浪式消費轉向個性化、多樣化消費，綠色、健康、安全、品質成為消費升級的方向，Z世代對國潮品牌的認可度大幅度提高，收入增長推動農村和低線城市消費者追求高性價比的升級型產品，國內產業升級也帶來對中間投入品更高質量的要求。從國外看，發達國家是中高端消費市場的主體，且更加追求綠色、智能，工業轉型升級將帶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消費市場高速增長。我國制造企業要根據國內外需求的變化，有針對性地開發適銷對路的產品。二是積極應對生產成本上漲。一方面，抓住數字技術不斷成熟且向制造業擴散應用的機會，大力實施“機器人﹢”“智能﹢”行動，加快機器人化生產裝備、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在制造業各細分行業與環節的應用，通過機器替代人工，抵消工資上漲對成本的影響;另一方面，發揮我國大國經濟所具備的地區間要素稟賦異質性大的特點，促進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環節從東部地區向工資、土地等要素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區轉移，盡可能保持我國勞動密集型制成品的成本競爭力。三是推動產品向中高品質升級。低端制成品的利潤率低，對工資等要素成本更加敏感。隨著國內成本上漲，我國低端制成品越來越難以與低成本發展中國家競爭，因此，需要通過改進產品設計、優化生產工藝、加強營銷傳播，生產和銷售質量更優、品牌影響更大的中高端產品，在應對我國生產成本上漲的同時也與低成本發展中國家形成差異化競爭。四是加快綠色低碳轉型。制造業是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大戶，加快制造業綠色低碳轉型既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是為了適應國際生態理念和經貿規則的變化。制造業的綠色低碳化體現在從研發設計到產品應用的全價值鏈過程，要積極通過采用新的設計、優化工藝流程、調整能源結構等方式，協同推動綠色化與數字化雙轉型，減少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
促進高技術產業做大做強做優。高技術產業是制造業中增速最快的部門，在我國制造業結構中的比重呈不斷提高趨勢，但與制造強國還存在技術水平和結構上的差距，因此，制造業升級既要做大高技術產業規模，又要增強高技術產業競爭力，提升其發展質量。促進高技術產業做大做強做優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一是擴大中間產品的供給能力。我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主要體現在終端產品上，盡管中間產品的相關技術水平不斷增強、自給率不斷提高，但由于對進口高技術中間產品的依賴度仍然較高，中間產品成為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的短板、斷點環節。要通過加大基礎研究和產業共性研究的投入，培育壯大一批專精特新企業、單項冠軍企業和隱性冠軍企業。一方面，要盡快突破一批“卡脖子”的關鍵中間產品生產，暢通產業鏈循環;另一方面，我國制造企業要拿出“面壁十年圖破壁”的精神，通過持續的努力向技術含量、附加價值更高的中間產品領域攀升。二是提高終端產品的技術水平。我國許多高技術終端產品已經實現從無到有的突破，但其中一些產品在技術性能、穩定性、可靠性、使用壽命等方面與世界一流尚存差距，用戶接受度低、市場占有率低、產品利潤率低，也是我國產業鏈的卡點和薄弱環節。需要通過持續的研發投入，全面增強終端產品的開發設計、生產制造、應用開發等方面能力，全方位提升產品性能，使這些高技術產品進入“從1到N”的階段。三是增強復雜產品的集成能力。許多高科技制成品表現出產品架構、生產流程方面的復雜性，而且隨著分工細化、生產迂回程度提高，制造業復雜度有不斷提升的趨勢。產品復雜度越高，就越需要在全球范圍整合資源、集成各種零部件和原材料。推動復雜產品系統產業的發展，需要提高產品架構的開發設計能力，并依托先進的技術、巨大的市場，加強對全球供應鏈中原材料、零部件等供應商的吸引，形成更加完善的產業生態。
培育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推進我國制造業升級，不僅要補短板，還要鍛長板，不僅要“有中培優”，還要“無中生有”。作為后發國家，要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趕超機遇，通過在新科技、新產業有所作為，不斷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一是加快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新技術、新產品已經進入大規模生產階段的產業，但產業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技術路線仍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我國作為超大經濟體在超大規模人口、國土空間、經濟體量和統一市場等方面擁有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機制優勢有利于技術突破，超大產業規模能夠容納多條技術路線進行競爭，超大市場有利于支撐技術的迭代升級，齊全的產業門類和完善的產業配套有利于大規模生產和成本降低。要大力推進數字技術、生物技術、綠色低碳技術、新材料、高端裝備等領域中市場前景好、增長速度快的細分市場做大規模、提升水平。二是前瞻謀劃未來產業。未來產業是由前沿技術突破所推動、已經實現工程化但尚未進入大規模產業化階段的新興產業，不確定性更高但潛力更大。應綜合技術發展階段和應用前景進行研判，選擇類腦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術、未來網絡、深海空天開發、氫能與儲能等前景巨大的、具有基礎性影響的領域進行前瞻布局，通過在研發投入、應用場景等方面的支持，加快技術突破，推動未來產業的形成及其向戰略性新興產業轉化。
政策建議
推動制造業升級既要發揮有為政府的積極作用，又要發揮有效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越是面對不確定性高的產業領域，越需要發揮市場主體在未知領域進行探索的能動性。具體來說，推動我國制造業升級的政策應聚焦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堅持系統觀念。產業政策與宏觀經濟政策以及其他條、塊政策會產生疊加作用，這些政策措施可能形成推動產業升級的合力，也可能相互抵消，甚至對產業升級產生負面影響。國家和地方各種政策的制定要堅持系統觀念，圍繞全局和長遠目標、主要矛盾協同發力。產業政策的制定要注意與宏觀政策、科技政策、人口政策、土地政策、環保政策、投資政策、進出口政策等協調，形成推動產業升級的合力。
二是加大研發投入。圍繞產業升級的方向，特別是補短板和鍛長板兩大領域，加大中央和地方政府對基礎研究、產業共性技術、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通用目的技術的研發投入，通過研發組織的優化和創新，進一步提高研發資金的產出效率和科研成果的產業轉化率。通過提高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公益捐贈所得稅抵扣、科技型中小企業稅收減免等措施，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企業家和個人增加向大學科研機構的捐贈，支持企業和非盈利組織建立開源社區和創新聯盟，充分利用全球創新資源。
三是激發市場活力。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促進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和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發揮國有企業在“卡脖子”技術領域攻堅克難、生產和提供戰略物資、在先進制造領域的大規模生產等方面的優勢。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特別是在不確定性高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要鼓勵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創新創業活動，發揮由民營經濟市場主體數量多形成的在技術路線、應用場景探索中的試錯優勢。
四是打造產業集群。產業集群的配套水平、完善程度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的產業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水平。要推動區域之間、區域內各城市之間在制造業不同產業以及產業鏈不同環節形成差異化優勢，從而深化區域間的產業分工與合作，在同一區域、同一城市內，促進同類產業及其上下游環節向專業化園區集中，由此形成由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世界級產業集群、若干國家級產業集群以及大量地方特色產業集群構成的多層次產業集群體系。
五是加強國際合作。堅持經濟全球化正確方向，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為我國制造業升級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利用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吸引國際投資投向高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研發中心等領域。支持我國企業“走出去”，擴大制造業產品在國際市場的銷售，積極與全球企業開展科技創新合作，充分利用全球人才、技術等各種高端生產要素。
來源：“學術前沿雜志”微信公眾號3月24日發表，原文刊登于《學術前沿》雜志2023年3月上。作者：李曉華，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國際產業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導，中國服務型制造聯盟專家委員會副主任;研究方向為工業化與工業發展、全球生產網絡、戰略性新興產業、數字經濟;主要著作有《產業組織的垂直分解與網絡化》、《未來產業：開辟經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合著)、《數字經濟新特征與數字經濟新動能的形成機制》(論文)等。